在一档关于日本文化的节目中获知此书，便如饥似渴的在 Kindle 上看完了全书。宋朝确实是一个被曲解的朝代，不管是在教科书，还是在任何影视作品中宋朝都是一个羸弱受欺负的朝代，虽然流传下无数的宋词经典，但从这些碎片中我还无法想象出整个宋朝的画面，幸而有这样一本书，能够从极小的细节，大到整个王朝制度的描绘，从而让读者对这个被低估的朝代有一个全面的，全新的认识。
或许是从来没有想过历史可以如此解读，或许是我早习惯了教科书对宋朝的描述，或许是从没有认真的看过《宋史》，吴钩笔下的宋朝都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作者选用了一个独特的，用”近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宋史。现在还依然记得作者解释”现代化“的标志，或许我们不仅可以把这个定义用在宋朝历史，当今的发展是否依然可以套用。什么叫做”近代化“，市场经济，货币经济，城市化，货币化，契约化，平等化等等方面反映出来的特征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标志。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瓦舍勾栏“，”契约时代”，”全民皆商“，”共治天下”，从日常生活，到城市建设，再到商业信用社会，更是到司法，立法制度建设。一个社会繁荣发展是离不开一个高效的制度建设的，这个原理至今依然如此。我可以说没有书在后部分提及的，立法，执法，司法制度，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商业社会，不足以让普通老百姓生活富足。宋朝虽然没有成文宪法，但是作者从零星散落在史籍中的语录以及记载中进行推演，虽然其结论依然需要一定的考究，但无疑提供了一个读史的全新方向。文中关于抹茶，刺身，纸币，信用抵押等等的推演，以及对责任内阁，开放的文官制度，司法制度的描述在结合曾经遗留下来的民间故事，才让我们一点点的揭开宋朝的面貌。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再思考，为什么宋朝这些制度这些文化，有些影响了周围的国家，有些影响了后世，但中国的历史却由宋朝之后一路下坡，怪罪于中央集权吗？怪罪于元朝的政治制度吗？说实话，如今对元朝的历史研究也依然欠缺。希望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关心起这段历史。很多人说起中国的改朝换代，几乎就是全面改革，好坏一点不留完全摒弃，从头开始，可以说近百年的历史也依然如此，我们放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却无法体会其精髓的部分，一次次的从头再来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而如今想想”改革开放”这四个字难道放在宋朝不是笑话吗？没有固步自封，没有闭关锁国哪来的“改革开放”。难道不去教育农民，农民就不知道在土地上种出吃的吗？难道不给渔民造船，渔民就不会出去打渔吗？或许我想有些时候只需要指定一些规则，在规则中行事，文化，经济自然会得到提升，因为总有人向上。

暂时还未曾对比抄袭的对象，如果确有抄袭实锤，那么真的是整个社会发现不了人才，劣币驱逐良币的过错了。

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了这本名叫做《菊与刀》的书，但是因为那时候本来没有兴趣，也对日本关心不多，所以也就没去了解其作者其内容。但在后来的了解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竟然是一位美国人，而成书竟然在二战时期。而最近因为朋友的关系，逐渐的开始正确的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这本《菊与刀》。
虽然读完感觉到这本书终有其历史局限性，作者自身也并没有到日本生活过，但终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作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方法非常值得学习，书中对日本的历史交代并不算多，但却从日本人的各个生活习惯，性格特征，文化等等方方面面的解读了那个时候的日本，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解读日本人的行事逻辑。因为战时原因，作者本人并没有深入到日本本土学了解当地的人文风情，这也是她最为遗憾的一点，但她通过在美国居住的日本人观察，从而得出了书中的一些结论，Benedict 说，“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来源于他的经历，即使他的思维行为都异常独特也不例外。人人都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知识，要解答对于他们行为的疑问，就一定要大力研究他们的生活细节。” 所以在第一章的很长篇幅中，将述了作者观察到的内容进而去分析日本人的习惯。

解释战争中的日本人行为

作者因为是美国人所以不自觉的就将日本人的行为和美国对比，“美国人会为任何营救行为和帮助有困难的人的行为而感动，如果使有困难的人脱离困境，那么这个行为就不仅仅是勇敢的，而且是英雄的，而日本不承认这种帮助”。细细品味这句话，也就不难想象后来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以及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这类型的电影，即使为了一个人也要奋力去拯救的英雄主义情怀，而日本呢，信仰“不惧死亡的探险叫做崇高”，所以面对伤残人员、传染病患者时才会如此冷血。战争中的医疗设置缺乏，伤残对于日本士兵来说是累赘，更甚至会直接杀死伤员。

合适的位置

日本人的等级森严直到二战依然如此，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其位置，更甚至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其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尤其位置，当然这些观点在如今看来是彻彻底底的错误，但那个时候依然稳定了无数日军的思想。作者对比美国“平等对美国人而言，就是没有专政和压迫，每个人都有不被强迫和不受束缚的自由，就是在同样标准的法律下生活，人人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作者解释美国的平等，而显然日本并不是这样，日本在经济政治趋近西方，但依然没有改变它贵族社会的事实。日本的礼节，甚至是语言都会因为不同场合而有不同的方式。家庭中父子，丈夫与妻子有着分明的等级关系。书中说，很多日本人的观念里，“等级制度是国家安稳的前提，他们信任这个世界的前提是，一切都在已知范围内。” 他们相信在法律有效的地方，就是可知的。我现在想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能够在明治维新之后能够快速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的原因所在吧，他们骨子里的等级制度有着和法治相似的东西。

明治维新

作者在提及我们熟知的明治维新时，却让我非常震撼，我们以为的学习西方，引入先进文化，其实都在维系不了原有统治的情况下，“农民希望耕种的稻米多留一点在手里，却不支持改革。武士想要维护自己的俸禄，利用手中的刀剑维护荣誉。商人提供经济支持，却不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只希望商人能够受到重视。” 而对于明治政府的改革，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喜欢。日本在引入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三权分立，宪法等等制度之后，并没有全盘西方化，反而保留了文化中的等级制度，甚至祭司，信仰等等方面。而就是这样从上到下的一种改革，由一些领导者制定的规划，让日本走向了资本发展的大好时光，促成了近代日本的发展奇迹。

报恩，情义，雪耻

这三章我记录到一起，或许是翻译的问题，亦或许是根本没有太好词来翻译这些道德观念，作者举例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些有名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比如不同于中国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子要忠于主君，但是主君也不能侮辱臣子。日本的历史故事中有这两种主题：一是犯错的人报复没有犯错的人，另一种是即使面对自己的主君，受到了侮辱也要报复。这也反之证明了日本人看待自己的声誉是如何的重要。

投降后的日本

日本人的伦理是：人要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某行为自然引发某结果后，人就会受其影响，自觉判断是否需要改正。日本战败的结果，日本人不会仇恨，也不认为是耻辱。日本认为的侮辱，是某人或者某国使用了不荣誉的方式，比如诽谤和嘲笑，蔑视、揭发等等。

二战以后的日本以非常快速的发展迅速恢复，作者在书中说的，“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做不到这一点，用强制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日本，这种方式在所有被统治的国家中都未获得成功。一个国家不可能强迫另一个国家和它使用一样的方式生活，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民族习惯和文化”。日本政府在投降后表示，应该鼓励日本男女自己决定人生，按照心中所想的去生活。

日本人会根据环境的改变而调整行动，要是环境要求他们在世界和平的前提下寻求位置，那么他们就会这样做；要是环境不允许，他们还是会使用武力。书在最后是这么写的，“日本人承认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但是他们会观察其他国家，看军国主义是不是也会失败。如果没有失败，那么日本会重拾好战的心，证明他们能为战争做出很大的贡献；而如果军国主义在别的国家也没胜利，那么日本就会证明他们已经吸取教训，通往荣誉的道路绝对不是帝国主义战争”.

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作者从标题到序言开篇直接进入话题，美国的自由是怎么发展到如今，直接引到了 the First Amendment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从历史上著名的案件，到大法官的判决书，到媒体特权，到思想自由，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的自由从哪里来。全书内容非常丰富，如果不是对最高法院之前的的案件略有了解，可能看起来更加吃力。

普通法

在论述所有的案件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美国遵循着“普通法” common-law method，普通法规则指的是法律不是靠明确的条文来表现，而是在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中清晰地展示出来的。这就越发的体现出了历史上这些案件的重要性。

言论压制的方式

言论压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事先限制（对所有出版物的许可证制度），事后的《反煽动性诽谤法》。书中引用了李维《压制的合法性》一书中的表述，第一修正案诞生之初18世纪末期，美国的出版自由事实上是被夸大了；它仅仅能免于事先限制，并不能逃脱违禁文字的事后惩罚。

多数人的暴政

过去，人们相信，依靠多数人的自律自制，就足以保证基本价值得到尊重。然而，在纳粹统治以后，人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对于多数人的权力，必须要有严格而正式的限制。‘不做’的概念需要一个明确的表达，那就是‘不许做’。”

关于错误的意见

1964年，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的审理过程中，最高法院指出，“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

霍姆斯大法官

书中引用了大量霍姆斯大法官的判决书，比如 “那些为我们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霍姆斯大法官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先知先觉，因为他深知：”思想自由乃是构筑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最基本要素。”

再比如“对于人民而言，他们有权利……也有愿望去获知某种常识；倘若没有这种常识，自由将无以为存。然而，除此之外，他们也有权利——一种无可争议、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去获知某种最为令人畏惧、令人妒羡的知识，亦即他们的统治者的品性和行为。”

再比如 “在我看来，对于意见表达的迫害自有其逻辑。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和能力深信不疑，并且一心想要得出某一确定的结论，你自然就会依照法律表达你的愿望，同时会将所有的反对声音清除殆尽…… 但是，当人们意识到，时间已经颠覆了许多挑战性的信念，他们可能逐渐相信、甚至越来越确信自己行为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所希望达至的最终的善好应该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的检验是在市场竞争中让思想本身的力量为人们所接受，真理是人们能够安全实现其愿望的惟一基础。”

书中也给予了霍姆斯大法官以最高的评价，无论此前还是此后，都不曾有其他法官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这是一场实验，正如所有生活都是一场实验”或者“我们所痛恨的并确信是罪该万死的言论”。霍姆斯是我们所知的最接近于诗人的一位法官。

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那些懒惰的人

自由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不懂得珍视自由的社会同样也不能指望通过法院来保持自由”。

我时常担忧，是否我们对于宪法、法律和法院不再抱有多大希望？没错，这些都只是虚假的希望。自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男人和女人。一旦信仰之火熄灭，便没有什么可使它复活——宪法、法律乃至法院，无论它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而如若人们心中存有自由，则宪法、法律和法院都是多余的了。”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就做不到这一点；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讨论，才能抵制有害思想的传播。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那些懒惰的人。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责任，也应该是美国政府的根本原则。先辈们认识到，所有人类组织都会面临种种威胁。但他们明白，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不鼓励思想、希望和想象才是真正危险的。恐惧滋生镇压，镇压滋生仇恨，仇恨将威胁政府的稳定……理性的力量通过公共讨论才能产生，才能被信仰；而唯有这种力量，方能打破由法律这种最为激烈的强制命令所造成的沉默。先贤们意识到，多数人的统治有时会带来暴政，于是修改联邦宪法以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

媒体

新闻界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样他们才能曝光政府的秘密并告知人民。惟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新闻才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管理中的黑幕。在自由媒体承担的所有责任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防止政府机构欺骗人民——把他们送到遥远他乡，让他们死于外邦的高热病或者流弹。在我看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纸非但不能因其勇敢的报道受谴责，反而应该受到赞扬，赞扬它们履践了立国先贤们的宗旨。在揭露政府发动越南战争的决策时，新闻界的所作所为正是立国先贤希望和托付它们做的。

强权机构几乎从不承认他们滥用权力。当政府和俯首帖耳、容易轻信的媒体联手，肆意践踏一个势单力薄的公民的权利时，法治原则正在遭受极大破坏。”

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早就说过的那样，媒体在抗衡官方权力滥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过，媒体也并非永远都是个好人。她有可能蜕变为对当局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婢女，甚至更糟，就像南非布特莱齐案中显示的那样。

麦迪逊说，在一个共和制国家，民众才是最终的主权者，他们需要借助媒体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公众人物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因此，媒体必须能够自由地“彻查公众人物的品行和作为”。

关于隐私

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对于保障人类自由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对于构建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不是惟一重要的。倘若实现言论自由将以彻底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那么它只会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胜利。

思想自由

事实上，每一种思想都是一种煽动。思想本身就会提供一种信念。因为惟有相信它，才会照着它去行动；除非它被别的什么信念所取代，或者在采取行动之初，即因缺乏影响而告夭折。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意见表达和煽动之间惟一的区别仅在于，说话人对结果所抱的热情。滔滔雄辩可能使理智着火。但是，无论你如何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冗长说辞，它都没有机会立刻燎起一场熊熊大火。从长远来看，如果宣言中传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念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接受，那么此时言论自由的惟一价值就在于，给它们一个机会，让它们得以表达。

第一修正案承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不仅是“表达的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

反对意见

如果第一修正案有什么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它就是：政府不得仅仅因为社会认为某种思想令人厌恶或者不能接受，就禁止人们对于这种思想的表达。”

那些被压制的言论很可能包含着为社会所需的部分或者全部真理。同时，他还说，即便一个荒谬的信仰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对其进行争论的过程本身即可检验和进一步证明相反观点的真实性。

希望达成的终极理想最好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为人们所接受”。“

腐败

萨瑟兰写道，人民有权“获得政府作为或者不当作为的全部信息，公共意见的交流与传播乃是遏制政治腐败的最有力途径”。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关于安全

杰克逊法官写道，“安全，正如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总结

我们羡慕的当今美国的新闻自由，然而在书中竟然发现300年前的美国也和如今国内一样，自由本也不是一蹴而就，联想到我们今天看好莱坞拍摄的《华盛顿邮报》《聚焦》等等，赞美过去报社人为了争取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时，我们也要看到几十年前报纸也曾经有过不实，诽谤，甚至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也正是在一起起案件的审理和辩论中，媒体自由和诽谤隐私权才渐渐的明晰，我也相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量讨论才有了今天看似无比自由的美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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